1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，韩愈、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、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。

2、概括来讲，韩、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：其一，是“文以明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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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其二，在倡导“文以明道”的同时，也充分意识到“文”的作用，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。

4、韩愈多次提到：“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辞。

5、”（《答陈生书》）“沉潜乎训义，反复乎句读，砻磨乎事业，而奋发乎文章。

6、”（《上兵部李侍郎书》）柳宗元也说：“言而不文则泥，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！”（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）这种重道亦重文的态度，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。

7、由此出发，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，对《庄》、《骚》、《史记》、子云、相如之赋等“百氏之书，未有闻而不求，得而不观者”（韩愈《答侯继书》）。

8、并借此“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”（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）。

9、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“骈四俪六，锦心绣口”（柳宗元《乞巧文》）的骈文，也未全予否定，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。

10、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、宋以后文学一并排斥的极端态度来，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。

11、其三，为文宜“自树立，不因循”，贵在创新。

12、韩愈认为：学习古文辞应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，“若皆与世浮沉，不自树立，虽不为当时所怪，亦必无后世之传也”（《答刘正夫书》）。

13、在文章体式上，他主张写“古文”，但在具体写法上，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，指出：“惟古于词必己出，降而不能乃剽贼。

14、”（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）在《答李翊书》中，韩愈概括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：开始学习古人时，虽欲力去“陈言”，却感到颇为不易；接下来渐有心得，对古书有所去取，“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，汩汩然来矣”；如此坚持下去，对古人之言“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”，最后达到随心所欲、“浩乎其沛然”的自由境界。

15、可以认为，倡导复古而能变古，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，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。

16、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，但也一再反对“渔猎前作，戕贼文史”（《与友人论为文书》），这正说明他与韩愈的主张是一致的。

17、其四，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，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。

18、他一再指出：“夫所谓文者，必有诸其中，是故君子慎其实。

19、”（《答尉迟生书》）“养其根而俟其实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；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晔。

20、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。

21、……道德之归也有日矣，况其外之文乎？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“有诸其中”、“养其根”，都是指道德修养，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，文章才能充实，才能光大。

22、在此基础上，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“养气说”和梁肃的“文气说”，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：“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

23、”（《答李翊书》）“气”是修养的结果，其中既有“仁义之途”、“诗书之源”等道德因素的贯注，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、情感力量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。

24、当这种“气”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，文章就会写得好，就有动人的力量。

25、由此出发，韩愈进一步强调“郁于中而泄于外”的“不平之鸣”（《送孟东野序》），主张“喜怒窘穷、忧悲愉佚、怨恨思慕、酣醉无聊”等“勃然不释”（《送高闲上人序》）之情的畅快渲泻。

26、与韩相同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“独要谨充之”，情感要“引笔行墨，快意累累”（《复杜温夫书》）地尽兴抒发，并认为：“君子遭世之理，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。

27、……于是感激愤悱，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，必形于文字，伸于歌咏。

28、”（《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》）这里的“感激愤悱”与韩愈的“不平则鸣”有着内在的同一性，作为一种高度重视个人情感的理论主张，二者均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。

29、　　韩、柳理论主张的核心是“文以明道”说，他们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也是以这个口号为主要标志的。

30、从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的实践性品格看，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；但就这一主张尤其是韩愈“明道”说的内涵来看，却没有比它之前的理论家提供更多的东西；而且一旦脱离了它产生的具体环境，作为一种普遍理论存在时，便会成为一种束缚，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，常常使得文章缺乏真情实感，充满道学气。

31、　　韩、柳虽然规定了“明道”是为文的目的，“为文”只是明道的手段，但其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“文”的论述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论“道”只关系到写什么，而论“文”则重在解决怎么写，怎样才能写好，相比之下，后者无疑凝聚了他们更多的心力。

32、后世一些道学家对韩愈大为不满，指责他“第一义是去学文字，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百三十七），是把道德与文章“倒学了”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，正反证了韩愈对“文”的重视程度。

33、如果我们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，便会发现，韩、柳的古文理论之所以重“道”亦重“文”，甚至有时重“文”超过重“道”，实在是受到了自唐代以来逐渐复归了的杂文学观念的影响，同时也是杂文学观念在特定时期的集中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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